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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他从未从这个角度思考过。

    在他的认知里，君主乾纲独断，令出法随，尤其是涉及此等国运的大事，理应圣心独运，明示旨意。

    此刻，赵凌却为他揭示了权力巅峰那无法言说的阴影地带。

    有些决定，君主需要它被执行，却绝不能让决定的过程和名义，与自己直接挂钩。

    “所以^” 王离的声音有些干涩，顺着这个思路推演下去，“最后……武安君还是只能自己下令杀降？绕了一圈，结果并未改变，骂名依旧由他一人承担。那……他请示与否，区别何在？似乎只是……走个形式？”

    “区别巨大。” 赵凌脸上露出古怪的笑容，“若朕处在武安君那个位置上，面临同样的绝境，朕绝不会仅仅写一封‘请陛下定夺杀或不杀’的奏章。那样，无异于将难题原封不动抛回去，只会得到一份模糊的授权，所有的罪责依然会精准地落回自己头上。”

    他微微眯起眼睛，仿佛在模拟那个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：“朕会写这样一封奏报：详细陈述我军粮秣不继、降卒难以管控、释放则后患无穷的现实困境。”

    “然后，明确提出两种方案，并请求明确的，二选一的旨意。”

    “方案一：即刻坑杀全部四十万降卒，以绝后患，然此举恐伤天和，有损大秦仁德之名。方案二：即刻解除武装，遣散所有降卒，任其归赵。”

    “奏报最后，朕会加上一句——此二者，关乎国运甚巨，臣不敢自专，伏乞陛下明断，赐下诏书，以安军心，以定国策。”

    王离听得愣住了，大脑飞速运转，试图理解这个看似矛盾的做法：“陛下……您方才不是说，那四十万人必须死吗？为何还要提出‘遣散归赵’这个明显是养虎遗患、绝不可行的选项？这不是……多此一举，甚至可能误导君上吗？”

    “必须死，不代表必须由‘我’来独自决定他们必须死。” 赵凌的语气斩钉截铁，“提出‘遣散’这个看似荒谬的选项，恰恰是关键！这是在逼迫秦昭襄王，必须做出一个‘坑杀’的选择！”

    他进一步解释道：“所有人都知道‘遣散’是亡国之策，秦昭襄王更清楚。”

    “当这两个选项摆在他面前，他实际上别无选择，只能选坑杀。但他一旦在奏报上准奏第一方案行事，或者下达明确的坑杀诏书，哪怕只是默许的暗示通过使者传达……这就意味着，杀降的决定，至少在名义上，是由君主做出的！ 武安君，只是执行者。”

    赵凌目光灼灼地看着王离：“如此一来，这口‘杀降四十万’的惊天巨锅，就不再是白起一个人背负，而是秦昭襄王与他共同背负，甚至从名义上，主要责任在君王。”

    “白起从独断专行的屠夫，变成了‘无奈地执行王命的将军。即便骂名依旧，但性质已然不同。后世史家追究起来，首先拷问的是君主的决策，而非仅仅是将领的残忍。”

    王离彻底陷入了沉思，眉头紧锁，消化着赵凌这番颠覆性的政治算计。

    这与他所学的忠君之道、将帅之责，有着巨大的冲突。

    半晌，他才迟疑地问道：

    “可是……陛下，若武安君真如您所言这般行事，岂不是近乎胁迫君主，逼着君上做出他本不愿明确做出的决定，承担他本不愿承担的名义责任？”

    “这……这难道不会同样触怒秦昭襄王，招致猜忌和杀身之祸吗？或许比擅专更快引来灾祸？”

    赵凌点了点头，承认道：“不错。这样做，当然会令君主不快，甚至暗生恼怒。没有人喜欢被逼到墙角，尤其是君王。这是一种冒险。”

    “但是……” 他话锋一转，“这样做，至少为自己留下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生路——将君主与自己，在重大历史责任上进行了政治捆绑。”

    “当日后朝堂上有人攻讦白起残暴不仁、有伤国体时，秦昭襄王陛下在驳斥或默许之前，就必须先想一想：这道命令，当初是谁同意的？”

    “追究白起，是否等于变相承认自己当年的决策是‘残暴不仁’？为了平息众议、推卸责任而杀白起，是否意味着自己要独自扛起杀降的全部历史罪责？”

    赵凌的声音低沉下来，带着历史的回响：“白起后来的悲剧在于，其一便是，他独自扛下了所有。”

    “当政治风向变化，当需要有人为杀降的负面影响负责以安抚天下，尤其是面对赵国遗民时，他成了一颗随时被舍弃的棋子。”

    “杀他，既能平息部分怨恨，又能彰显君主的‘仁德’，还能彻底消除一个功高震主的军事强人，一举数得。而秦昭襄王，至少在程序上，可以声称自己未曾明确下旨，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。”

    “若白起当初用了此法……” 赵凌最后总结道，“至少秦昭襄王在决定是否要借他项上人头来平息某些怒火时，会多一层忌惮，多一分犹豫。这便是那一线生机。”

    剖析至此，赵凌忽然将目光完全聚焦在王离身上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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